搜福网：在山东德州的一个空心村，有劳动能力的年轻人都离乡打工，只剩下留守的老人跟孩子相依为命。破败的土坯房和茅草屋随处可见。今年9月初，已经在这度过了两天两夜的韩鑫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来这。 韩鑫本科毕业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山东大学英语与国际政治双学位。进入北京大学燕京学堂读研究生，她主持的四项学术调研全部获得了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科研基金。2016年9月，韩鑫成为黑土麦田的一名大学生乡村创客，来到这个比她所成长的村子还要贫困破旧的地方。在信里她告诉父母自己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困惑。 “我跟大多数人一样，读到了在朋友圈流传的那篇《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当时无限感慨……于是，我便重新开启了已经被搁置的、甚至是有些刻意回避的反思：农村和农村人为什么会走到这种地步？我作为一个挣扎在泥坑边缘的人，可以做些什么？”韩鑫小时候做题喜欢用自己研究出的笨方法，她说自己不聪明，为了找到答案就直挺挺地冲过去，所以她冲回农村。 沈晴今年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已经收到美国西北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她对创业公司很感兴趣，在Uber、特斯拉和滴滴快车都实习过。“《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讲座时说21世纪是人类最不平等的世纪，科技创新可能带来贫富分化的加剧。”说到这里时，她讲起了一件小事。 一天实习结束，地铁里沈晴疲惫地靠在座位上。她左边坐着一位穿着非常朴素的年轻人，从神情判断存在残障。这个人和他的父亲坐在一群低头看手机的路人当中。突然年轻人起身，拿着一个小纸片去问旁边的人：健德门还有多远？“我发觉他可能还不识字。”当时的沈晴已经对自己未来有了规划：出国留学，毕业后留在旧金山找一家创业公司。“但是Uber也好，滴滴也好真的能让所有人都享受这种便捷生活吗？”沈晴自问：“我的爷爷奶奶也是在农村，我知道中国社会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就像那坐在左边的人，就真的不管他们了吗？” 现在沈晴在中国最大的法律援助机构致诚公益担任传播与CSR主管。她gap year一年，思考怎么帮助“坐在左边”的人。 一座桥 韩鑫和沈晴不是特例，一定还有很多人，他们有自己的舒适区，某一时刻突然反思：我除了升职加薪让自己吃饱，还能有什么用处？这种心理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很好解释——当生理、安全、社交需求得到保障，人类开始产生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韩鑫和沈晴申请成为了益桥伙伴（Fellow）——益桥未来公益领袖计划的培养对象。 公益。到这里才敢提这个词。因为在刻板印象里它通常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自我牺牲。但是看这些年轻人走向公益的故事不需要带着浓浓的牺牲感，这是他们发觉自己更大社会价值的过程。 然而为什么偏偏是公益？ 这个问题在沈书培看来不需要特别思考。“它是最能帮我了解整个社会处于什么状态，正在发生什么变化的途径。”沈书培是Charles and Keith的市场经理，从事电子商务平台市场营销策划和客户关系管理工作。今年8月，恰恰是收到升职通知的那一天，沈书培递出了辞职信。 选择公益事业，对她来说是自我价值的一次探索。“用五年时间做到经理，接下来我的方向是什么？这么久以来我真正传播的是什么、对社会有什么意义？”说话间沈书培把手里握着的手机放到空荡荡的桌面上：“就好像你在公司里朝九晚五，却不知道你所做的事情对公司的益处是什么，公司的整体运行是否良好，这种迷惘状态下你不会有危机感吗？”她看着孤零零的手机发问。 所以4月的某一天沈书培在朋友圈看到有人转发益桥领袖计划的选拔消息时，就被“遇见另一种可能”这句slogan打动了。从那开始，四个月间，她经历了三轮面试，跟来自十个国家的华人青年竞争益桥Fellow的名额。她认为成为益桥Fellow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获得自己进入公益领域所需的各种资源支持。最终她如愿了。 沈书培跟益桥中国之间签了培训协议。从原来公司辞职，她就接受了益桥提供的为期12天特训，由来自公益领域和商业机构的资深专家为她上课。之后沈书培到心仪的社会机构面试，这些机构都是与益桥项目对接的顶尖公益组织，每次面试都有益桥的教练陪同。她收到了三份offer，其中壹基金原本提供了深圳CRM的职位，但因为沈书培家在上海，机构为了竞争人才，在上海为她设立了相同职位。现在她已经入职壹基金三个月了，每个月都导师培训，平日里遇到任何问题也可以跟益桥机构的教练商量。益桥就如它的名字——成为向公益领域输送人才的桥梁。 公益跟普通人之间隔了什么？有人把它的门槛看低了，单纯做了付出的准备却没考虑在公益组织能胜任什么职位、缺少哪些知识技能；有人把公益门槛看高了，惑于一个人努力遇到问题不知该跟谁讨论、又担心收入问题。如果解决这些问题是不是就能拆去公益的门槛？益桥正在做这样的尝试。 三个人 王赛是益桥项目的创始人，创办益桥之前任职于北京大学燕京学堂。这个年轻人9岁跟随父母移居加拿大，身上反而负荷着浓浓的乡愁。他会经常跟人谈起山西小镇平朔——他出生的地方。关注公益的人对他并不陌生，尤其是在王赛获得罗德奖学金之后，许多媒体报道了他的故事。王赛作为罗德学者就读牛津期间，利用暑假回到北京，在致诚律师事务所为需要维权的农民工提供帮助。那时候他发现对于中国公益事业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有人去尝试、去完善，于是在牛津毕业后推迟了哈佛法学院的入学邀请，在2015年担任“美丽中国”云南项目主管。 其实，起初王赛心里的益桥蓝本是针对全球华人青年的类似奖学金的计划。他本身选择了一条公益之路，也希望让更多哥大、牛津、哈佛毕业的学子不仅仅盯着投行、咨询等热门工作，也意识到公益的存在。中国的公益事业缺很多东西，缺政策扶持、缺法律支持、缺好的项目，归根究底是缺人才。就是这个痛点让王赛第三度推迟哈佛入学——发起益桥——为寻找公益人才短缺的解决办法、面向华人青年打造中国公益领域的罗德。 益桥最初的资助来源是盖茨基金会和险峰基金会，险峰基金会秘书长赵清华跟他结识起因是“美丽中国”项目；益桥的联合创始人黄梦思、曹原是他在2015届哈佛社会创新种子社区同期的伙伴；益桥Fellow韩鑫是他担任燕京学堂领导力和发展总监时结识的。“对！”“是的。”这大概是王赛的口头禅。聊天时他擅长表达赞同和鼓励。他认为自己的长处是协调资源。 联合创始人黄梦思见到王赛是在哈佛社会创新种子社区的培训中，在这个由来自众多国家的年轻人组成的社群里，黄梦思对王赛的印象是他常常独自哼唱一首歌——《落叶归根》。后来的某一天，王赛突然跑到她面前用汉语问：“你说我回到中国去做一些改变社会的事怎么样？”黄梦思还记得当时王赛不甚流利的汉语和认真的脸。 黄梦思创业之前在壹基金参与关于有特殊需要儿童的海洋天堂项目的设计，与全国200多个自闭症、脑瘫、罕见病的等民间NGO的网络联盟建设，之后开拓明星公益志愿者资源。2015年她主导壹基金与滴滴打车的跨界合作，活动当天线上筹款6小时达到120万，超过26万人捐赠。 身在公益机构4年多，黄梦思也最直观地看到公益人才流失这个症结，公益机构难以吸引多样性人才，与此同时又有很多人站在门外向公益倾斜。“我发现很多公益机构关心的大多都是捐赠人和受益人，但往往忽略了而最核心的其实机构从业本身的人。”当时她就想如何能沟通各种资源，让那些捐助者不仅仅处在公益的外围，让更多人能深入进来。梦思一直用一种恋爱的模式来形容从事公益的状态，她觉得，从事公益是能够让人产生类似恋爱时的心动，而益桥要做的也是要找到会有同样心动的年轻人。 三个月过去了，黄梦思现在最大的精力花在伙伴日常的沟通、记录和机构反馈上。用她的话说，益桥也在探索，什么人合适，怎么做可以让益桥伙伴完成职业转型，什么样的机构和岗位适合这样的人才……这些都需要精耕细作摸索出方法论。“如何处理别人如何看待这样的进入和如何看待自己和公益的关系，职业和梦想的关系，这是益桥和益桥伙伴需要一起探索的”。 益桥的教练不断讨论怎么才能让这十位年轻人更好地融入供职机构。“尽量不强调他们的商业背景”，因为反复强调特点就容易让人忽视共性；“对他们个人的曝光也有顾虑”，公益人才的培养与输送需要广泛参与和摸索试错；“面对求助要引导他们解决问题”，一味替他们解决问题容易使其产生依赖，梦思说希望益桥的支持不会成为他们的依赖，更加不能成为他们融入的阻碍，益桥扮演的是陪伴者的角色。 益桥还有另一位联合创始人——曹原。“我们有很多我们的想象，但是做‘人’的事情是最难被评估的。”三个创始人讨论项目时曹原格外中肯：我们这一年也是在探索。曹原大学期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创行团队（Enactus）队长，毕业后，他在一家国际咨询公司工作。2014年底辞职后建立云课教育，探索社会企业的新发展模式，采用VR技术开发在线教育服务。他同时还是中国最年轻的基金会秘书长，关注青少年、心理学与社会创新领域。 跟王赛、黄梦思比起来，曹原不太爱讲话，黄梦思说他特别像白羊座：“不怎么讲话，但是说起话来特别make sense。”三个人开会曹原一般的反应都是“嗯”、“嗯”地听着，如果出现某个他特别想要表达的点就会突然间爆发，“是制止都制止不住的那种，非常有冲击力。” 曹原擅长项目设计，益桥为Fellow提供的课程也是他根据每个人的知识、经历而特别设计的。内容包括公益入门、跨界技能、领导力提升三个模块，覆盖教育、法律等基础领域。模块内的课程都请最适合的人担任主讲。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副总裁彭菲莉、壹基金副秘书长沈旻、“天与空“总经理兼执行创意总监杨烨炘都是益桥的导师。导师提前备课，没有干货没有针对性的内容宁可淘汰。曹原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我们所设计的培训课程以后将对社会有偿开放。”这也是益桥未来能独立运行的盈利点之一。 十颗种子 益桥fellow共有十位，他们有来自联合国总部的咨询顾问、有食品安全博士、有五星级酒店集团CSR总监、有贝恩咨询顾问。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形成社群、彼此影响。他们讨论时，精通传播的媒体人会考虑大众心理去策划公益筹款活动；食品科学领域的专家阐述如何用科技手段帮农民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大数据领域的技术人才提出建立公益项目评估体系的建议……他们在一起产生反应能生出许多新的可能。 而纵向上，这些Fellow又是其所属领域的范例。韩鑫、沈晴和沈书培的经历告诉她们身边的同学、同事：原来公益也可以成为一种职业。这些进入公益领域的人并没有停滞不前，他们的个人技能、专业素质仍在不断提升。这一点与那些身处商业机构内的人并没有差别。 韩鑫非常喜欢益桥提供的广告创意课程，“帮助我在做基层群众时，能够多多站在村民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信息观点的传播者和受众双重角色中自由转换。”还有2015年Harvard SEED成员莫然在跟大家分享自己进入公益的契机以及所感所悟，让韩鑫在争取各方支持时能更好地介绍自己和所在的团队，讲好自己的故事和村庄扶贫的故事。现在她的工作是提高这个村子的公共服务水平、寻找能创造经济收入的项目。 沈晴所负责的工作上到一年的方案设计，下到一些活动的宣传等等都有涉及。“致诚可以给我很多的东西，比如让我了解了社会组织是什么样子的，并且致诚有很多国际业务，我也有参与，所以我觉得致诚是在不同层次上丰富了我的知识，拓展了我的事业。” 目前沈书培在壹基金的主要的工作职责是维系月捐人的关系。月捐是表现发起人李连杰“一人一天一块钱”的人人公益初衷的一种形式，是一个捐赠产品，即捐赠人每月有一个稳定和持续的捐赠额。“在我们讨论月捐战略的时候，我一直很注意‘月捐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结合机构特点挖掘产品亮点和定位的时候，沈书培习惯寻找其他机构不可复制的特点。“因为在互联网和电商行业的这些年，我知道可复制性强的会被瞬间赶超，失去优势，并不是一个产品定位好的着力点。然而好多次，老板都纠正我，让我尽可能考虑未来的可复制性。他说，月捐是个很好的参与公益的模式，我们探索出好的模式和方法，也要让其他公益机构受益，带动整个公益行业月捐的发展，所以希望整个模式是可复制的，我们与他们也还远远不到要竞争的时候。”就像那些传统金融机构从业者跳槽互联网金融行业，一部分吸引力是因为行业发展过程中他们有更大施展空间、并参与规则制定。 跟沈书培一样就职壹基金的还有顾蕊。申请益桥项目前，顾蕊是香格里拉酒店集团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总监，现在在壹基金担任资源开发总监。“进入一个公益机构里面以后不管职位是什么先不要急于改变，而去要做拼图看看自己在这个机构里到底能做些什么事情、可以帮到什么样的忙，也是一个建立互信的过程。”她说：“公益导师在特训营中分享的很多干货对我来说也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怎么去看一个机构的财务、比如说怎么去做筹款、比如说领导力的建设等等。”如果人们看到这些Fellow不但没有被商业机构抛弃，反而在公益领域提升了自身技能和竞争力，是不是能让更多人贡献公益事业时免除顾虑？ 益桥未来公益领袖培养计划为期一年，王赛说，机构对Fellow的期待是他们能对公益、社会创新或行业领袖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一年后，Fellow选择留在机构当然是好的，说明我们的项目直接为公益留住了人才。一些人可能会选择去创业，商业加上公益的背景，可以激发更多的可能性。一些人可能会去学术或者媒体、政府等地，但公益的这段经历会帮助他们在其它的领域、做其它决策时，考虑到这些问题，也为解决这些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益桥的种子可以种在任何地方。 根据南都公益基金会、壹基金、阿拉善SEE公益机构等八家机构联合发起的《中国公益行业人才发展现状调查》显示，公益组织21.5%的人因自身或家庭原因离开公益组织，20%的人因薪酬水平低离开。同时报告发现难以找到适合的公益人才出了薪酬问题之外，超过八成的机构管理者表示符合要求的人才难找。公益领域的人才缺口跟商业机构一样大。 不论是三个人，还是十三个人，之于改变社会，他们的力量其实都微不足道。益桥要自己造血运行起来，然后试着拆掉商业环境跟公益领域中间的那道墙，探索一个可以让更多人放心参与公益的模式。王赛他们在做的是撬动不同资源形成系统性变革，催化公益。成是典范，败是经验。 如果薪酬缺乏竞争力、情怀又不足以撑起理想，公益组织管理者要用什么保留人才？答案可能是“学习”和“成长”。最近德勤的一份报告显示，44%的千禧一代跳槽是因为领导力发展方面缺少空间。同时普华永道进行的一次调查，统计来自75个国家的4000名毕业生最看重的雇主要素，职业发展机会位列第一，其次是获得培训机会。 现在益桥已经开始筹划第二期Fellow的招募计划，将有更多社会机构与之合作。接下来王赛他们想引导这些公益机构增加对人才的重视，梳理和看清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人才。作为创业者，王赛总是很忙。采访结束分别的间歇王赛随意哼起的歌，仔细辨别，还是那首《落叶归根》。不过这次，开始有了北京味儿。
